追忆那些瞬间永恒

　　作者简介：

　　周晓沛，浙江乐清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东欧中亚司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中方主席，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别样风雨情缘》，主编“一带一路”丛书（中、外文版）“我们和你们”系列之《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故事》《中国和波兰的故事》及《世代友好——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筚路蓝缕一一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等 。 

　　曾荣获波兰共和国高级十字功勋勋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荣誉证书和独立20周年奖章，外交部优秀外交官称号、优秀共产党员奖章和老同志奉献之星荣誉证书。

山里娃蒙上北大

　　“鞋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从街上传来小镇邮递员熟悉的叫喊声。那是1964年8月，天气非常闷热，我爸在前屋光着膀子做鞋，阿妈摇着蒲扇陪我在里屋纳凉。我闻声就像触了电似的跳起来，顾不上穿衣就冲了出去。邮递员正朝着我家门口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我迎上，用双手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函，浅黄色封皮下方“北京大学”四个红字首先扑入眼帘。这显然是北大发来的录取通知书，简直是喜从天降！虽望眼欲穿，天天上邮电所打听消息，但真来了却不敢相信，我竟一下子懵了。

　　我出生在浙江乐清雁荡山脚下的农村鞋匠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父母都目不识丁，但也望子成龙，很想让儿子长大后能进城念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听故事，也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时的梦想就是当作家，做梦也没想过当外交官。无论升学过程，还是成长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可谓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而这恰恰磨炼、激励自己不负韶华，奋发向上。

　　我6岁时，在大荆东门娘娘庙里只读了3天书就罢学了，因玩捉迷藏撞倒小伙伴致其满嘴流血，我则挨了板子并被罚站墙角。此后，我就赖在家里多玩了一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52年重新开始入学，可能是有过“血”的教训，我变得特别听老师的话，从不与同学打闹，上课专心听讲，放学后认真完成作业。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区第一名。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考上公立学校，而被分配到临时拼凑的民办中学，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因为被当作“另类”处理，同学们都憋着一股劲，学习非常刻苦。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有这样一句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

　　1961年考高中还算走运，以备取生名义进入雁荡中学。为了抹去“备取”矮人一等的阴影，我决心在学习上超过正取生。每天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我就拿出初中时用过的小油灯，再多学一个小时；平时午休从不睡觉，就躺在三四十人合住的集体宿舍二层床上记单词、背公式；下午上完课，就到附近小溪旁的树丛中复习，为了不受干扰，有时还爬到树上去。我脑子并不聪明，无非是笨鸟先飞，比别人多花时间去死记硬背而已。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已名列前茅，被评为“优秀生”，第二、三学年被连续评为“三好生”。

　　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我曾因违反校规而受罚。那是刚入学不久，我穿着一双阿爸自制的木板拖鞋，“呱嗒呱嗒”地去教室上晚自习，结果被素以严格管理闻名的干祥球教导主任发现，他从后面追上，让我立即脱下拖鞋并把我训了一顿。我认错后光着脚丫跑回寝室，重新换上布鞋。在返回的路上又碰见了老师，他见我很紧张，就说：“没事的，改了就好。”从此，我才慢慢养成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好习惯。 

　　1964年高考时，满以为自己学习拔尖，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填报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五大志愿”。后经语文老师朱天寿提示，将北大提前至第一志愿。记得当时填写高考志愿表时，第一志愿有三个专业，中文系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文学是我的最爱；由于中学里学习俄语，加上喜欢俄罗斯文学，第二专业便选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至于第三专业，则稀里糊涂地挑了个国际政治系，尽管那时对政治没什么概念，反正对世界大事还是有兴趣的。怎么也没想到，这倒成了我后来的终身职业。

　　从未外出的山娃子穿上新布鞋，挑着小扁担，告别家乡，只身进京求学，先乘长途汽车经乐清到温州，次日改搭轮船（坐底层货舱）抵上海，第三天再换乘火车（买便宜的慢车票），整整五天五夜才抵京城。

　　一出北京站，就看到广场上北京大学的红布横幅，路途上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我挑着行李兴冲冲地朝着迎新站跑去，自豪地说“北京大学”，人家听不懂我的土话，我说“俄语系”被听成是“物理系”，还有人不解地问我是不是“无线电系”？我没辙了，只得出示粉红色的北大录取通知书，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进校之后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其实还没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多招收一些工农子弟，可适当降低点门槛儿。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感激不已，又像当头浇了一盆凉水。

　　班主任陈君华老师的一席话使我如梦初醒，她说：“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目前成绩可能比不上城市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 加之，开学典礼时曹靖华教授给新生作报告强调：“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学好、学扎实。”这几句话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我的脑海里。每当回忆起这些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不负厚望。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平平静静地学习不到两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新北大”成为轰轰烈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之地。我与许多同学一样，多么渴望能继续读书，但“停课闹革命”，就是不让学习，而且读书有罪，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

　　平时深受尊敬的教授，一个个被打成“黑帮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恐怖日子里，我这个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真心想报答党和人民恩情的寒门学子，内心充满矛盾和彷徨，既不愿当“造反派”，又不甘成“保皇派”，而落了个不左不右的“中间派”，最后也沦为远离政治的“逍遥派”。

　　当校内两派武斗升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被迫逃难到北京航空学院，寄宿在我们班同学初礼祥的一位大连老乡处，继续看书、学外语。当北大停止武斗后，我才返校。

　　令人意外的是，1970年3月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储备，赴河北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报到。

积跬步梦想成真

　　在结束军垦农场锻炼、北京外语学院进修后，1973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苏欧司苏联处处长田曾佩（后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主管司长于洪亮（后任驻苏联大使）找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还特别指出，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文装解放军”。

　　领导谈话后我很激动，虽然对有些话的深刻内涵还理解不透，但知道很重要，必须严格地照做。后来知悉，这些都是周总理对外交人员的指示要求。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实习，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到怎么坐车等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领导谈话中，要求我深入钻研业务，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不可替代的专家”。正是在这些外交前辈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的熏陶呵护下，我才得以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想起刚走出校门时，自以为满腹经纶，参加实际工作之后才深切地感到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加压担子——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苛，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份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划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日理万机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不已，赶紧拿回来一笔一划重抄。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刀光剑影下文斗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据柯西金总理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时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要通过两国间的热线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

　　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这条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还骂了他一通：“苏修坏蛋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不过，“坏蛋”这个骂人的词，顾达寿没有如实翻译。他的俄文名叫库达舍夫，中文名字是50年代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起的。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他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在苏联领导层中，柯西金与我领导人交往较多。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之间的公开争论。

　　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改善。”

　　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

　　毛泽东答：“一万年。”

　　柯西金说：“太长了吧？”

　　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由此可见，柯西金个人能与我领导人说得上话。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苏方常常让他出面的一个原因。

　　几经波折之后，1969年9月，两大邻国总理终于得以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里举行会晤，被称为“机场会见”。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采取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

　　会晤中也有不少插曲。

　　周恩来提到，如果苏方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但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柯西金表示，只有神经失常的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这是有人挑拨，苏联不寻求同中国打仗。

　　柯西金抱怨周恩来会谈时“进攻”，卡住他的脖子往下按是“帝国主义”。周恩来则回敬，争议地区苏方占的多是“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立马说“只是开个玩笑”。

　　会谈结束后设午宴款待，特地加了一道红烧肉，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当面达成一致的消息稿公开发表时，我方却删掉“会晤是有益的”这一关键词。鉴此，苏方还约见参加会晤的乔冠华进行交涉。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中苏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曾对苏方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开谈，就是十年。

　　在马拉松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中方指出，两国总理已就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苏方则不予承认，压根不同意使用“争议地区”这一概念。中方引用会见记录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苏方则引用自己的会见记录，否认两国总理已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只是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 “封杀”谈判，讽刺中方的做法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二百五十万兵力” （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联“应当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 “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苏联谁也不欠，啥也不欠！”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

　　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

　　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作为分管礼宾的联络员，我更是紧绷神经，生怕在细节安排上出现什么差池。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伊利切夫不懂中文，但对代表团几个主要成员的姓记得很清，对几个同音汉字的不同含意也略知一二。他喜欢钓鱼、吃鱼，又同“鱼”（中方团长姓余）谈判自得其乐，而当谈判不顺时还故意拿“汤”（翻译姓汤）、“菜”（副团长姓蔡）出气。幸好苏方代表团中有姓“麻雀”（Воробьев）、“鲤鱼”（Карпов）和“孙子”（Внуков）的，我方也拿他们的姓开玩笑，彼此彼此。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双方友谊延续至今。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边界谈判也就不了了之。尽管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方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为美中接触开拓了空间”。

秘密传递重要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到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

　　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他对黄华外长说：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向驻京中外记者发表如下谈话：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总共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因为此前我们奉行“以苏划线”的政策，只要“苏修”对华所说所为，不是抗议就是批判，怎么会去注意听呢？更谈不上重视对方的实际行动。这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确实隐藏有不同寻常的玄机。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

　　他还要求，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信息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

　　这个重要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苏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的猜疑，于是决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驻波兰使馆作掩护。当时我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也是后来才知道相关情况。

　　8月10日，于洪亮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我使馆面见苏方主管副外长。于司长是老山东，11岁就参加八路军, 为人沉稳随和，说话幽默，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于”。会见前，他对赵希迪翻译说：“到时候万一我说错或说漏了什么，你不要管，照你准备好的俄文对外说。”翻译答：“明白了，放心吧！到时候你哪怕是背诵唐诗，我也照准备的俄文说。”

　　会见时，于司长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伊利切夫副外长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但并未觉察到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做出的回应仍然是惯常的外交辞令。当时陪见的“中国通”贾丕才司长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8月20日，苏联外交部以备忘录的形式做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顺便说一下，老于完成这一重任后不久，自1983-1991年先后出任驻波兰、苏联大使。

运筹策划于穹庐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一谈又是七年。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在磋商过程中，中苏双方针锋相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高调批驳。

　　在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苏方则指责中方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中方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不解决“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并将苏方的主张比喻为“水中月” “镜中花”。

　　我们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中方回应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则表示，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被称为“聋子对话”。

　　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有所不同，双方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 “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做出实际松动，我们也予以积极评价。经过多轮磋商，1988年8月双方达成内部谅解，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解决。然后，双方商定中国外长访苏，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半正常化”（邓小平语）。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双方都十分重视。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陪同。

　　代表团一行十人，下榻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国宾馆。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热情周到。抵达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

　　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

　　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

　　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不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就成了问题。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

　　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二楼主卧室下面。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来回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

　　天亮后，钱部长与戴秉国、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对策。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外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此处便是“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这句经典的背景。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轻松。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戈氏主动表示，在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期，苏联也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尔巴乔夫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

　　会见结束后，苏方代表团的朋友邀请我方工作人员到十月革命宾馆（后改名为总统宾馆）喝咖啡。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电影渠道”，曾以借放苏联影片为名相互传递信息的老伙伴瓦洛佳（科尔什），突然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今天确实值得好好庆祝一番。大伙儿都表示赞同，一起开怀畅饮。我提议：“为访问成功和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干杯！”刚干完，维塔利（沃罗比约夫，外号为“麻雀”）则兴奋地用中文补充道：“咱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正常的，应再喝！” 不爱喝酒的我，也只好豁出去一干而尽。

只握手不拥抱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内外关注、牵动各方的大事，在接待礼仪方面如何安排，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指示，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安排上，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他还特意叮嘱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

　　大家知道，苏联人见面时有拥抱、贴面的习俗，久未谋面的朋友、亲人从远方来，或者迎接贵宾时，一般都相互热烈拥抱，还要左右左亲面颊三下。当然，这里说的见面不拥抱，不只是外交礼仪问题，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明确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界定未来相互关系的方向。原先我们有点担心，讲高级会晤时“不拥抱”，苏方会不会提出异议? 可是我礼宾官一说，对方也就明白了，表示理解。

　　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时，为了保证访问安全、顺利，访问的日程、行车路线等随时都有变化和调整。原先商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举行，当日凌晨才临时决定改在机场停机坪举行。

　　我们抵达时，看见三军仪仗队正在机场上演练，停机坪上只有一块通常放在舷梯旁的红地毯，而领导人检阅仪仗队时专用的长地毯却来不及准备。结果，杨尚昆主席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仪仗队时，走的是机场上的水泥地。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而访问的压轴戏是同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会晤。正是这个会晤，被称之为“中苏高级会晤”。

　　16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此时，等在门外的中外记者都在忙着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捕捉两位领导人握手的历史性镜头。为此，有关同志还专门做了严密细致的布置安排，一再强调要拍好这张握手的照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热烈握手，据一位热心人看电视直播时掐着表计算，握手的时间足足有35秒钟。

　　会晤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邓小平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记得三年前他通过罗马尼亚总统转达的口信，即建议如果能够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愿意与他会面。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应当认为，传递口信的做法促进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考。他还不无风趣地说道：“您提出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时间，每个障碍的解决需要一年时间。”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此时，双方相互握手祝贺。

　　接着，邓小平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他说：“关于意识形态的那些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许多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年龄比您小，不想对此加以评论，而是指望您来做出评价。我同意您的基本想法，20年没有白过，我们弄清了许多问题。”

　　邓小平强调，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不要求苏方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

　　随后，邓小平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

　　1 历史上中国遭受列强欺压的情况，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和一定时期的苏联；

　　2 近几十年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从何而来？50年代威胁来自美国，60年代以后是苏联。

　　总结了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邓小平指出：“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记得，斯大林时期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他还特意强调：“讲这么长，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从此过去就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指对苏外长讲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也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至于涉及遥远的过去，那已经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历史是无法改写和重写的。如果我们坚持在过去的基础上恢复以往的边界、哪些人民在哪些领土上居住，那么我们将重新划分整个世界，将会引发世界战争。”他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据苏方知情人说，为准备这次会见，在访华前两个星期，戈尔巴乔夫推掉了其他所有工作，集中时间阅读并研究了大量有关苏中关系问题的材料。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准则。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发展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苏中加深相互谅解和信任，将使两国能够集中精力，在有可靠保障的稳定、和平条件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还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据拉佐夫大使在《中国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一文中披露：

　　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及代表团成员来到苏联驻华使馆，我们当时都在经过特殊保护的大使办公室里。戈尔巴乔夫和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还特别问了问大家，需不需要回应一下中国大学生组织的请求，和他们见见面？毕竟这些学生支持苏联改革政策及“民主化” “公开性”等口号。

　　普里马科夫、马斯柳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此访最重要的活动是同邓小平会见，这场活动尚未举行，它将关乎整个访问的成败，甚至苏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更何况，中国青年虽然请愿口号喊得漂亮，但背后的反政府色彩却不言自明。

　　在场的戈尔巴乔夫夫人对丈夫说：“他们都是聪明人，听他们的建议吧！”

　　最后，戈尔巴乔夫同意了。

　　高级会晤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两国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中苏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样，中苏两大邻国就形成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敲定《中苏联合公报》措辞时，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在戈尔巴乔夫抵达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双方工作组还在钓鱼台国宾馆紧张商谈，最后实在无法达成一致的，也只好妥协，保留各自表述。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过去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友好国家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但当时双方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和冲击，而且成为后来“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坚实根基。

桑拿外交无秘密

　　1994年，我第二次到莫斯科工作，那已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首都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俄外交部主管局长别雷谈到，以前使馆经常请他们洗桑拿浴，不知为什么后来就中断了。我当即表示，这样的好传统应该恢复，下周开始就请你们来洗桑拿。

　　我们使馆的桑拿房条件不错，当初是按接待外宾的规格进行装修，整套桑拿设备包括木料都是从芬兰进口的。我对洗桑拿完全是外行，为了招待好俄罗斯同事预先进行了演习，进去没有5分钟就浑身冒汗，热得喘不过气来，简直是活受罪。

　　第一次桑拿活动很正规。双方先后致辞，商定桑拿俱乐部的初步章程，喝完香槟酒后再开蒸。我声明自己不会洗桑拿，别雷让我坐在桑拿室最下面一层并将一块毛巾盖在我的头上，而他们不怕热都坐在最上面。在干蒸几分钟后，有人往火炉里倒了罐啤酒，伴随着一阵热浪，旋即散发出一股股淡雅的麦香味。大家都喊“真爽！”而我却顿时大汗淋漓，实在忍受不了，只好中途退出。

　　蒸完第一遍后，坐下来一起喝青岛啤酒。接着，又继续第二遍，有的还来第三遍并跳进冷水池里过瘾，最后吃猪肉大葱馅饺子。

　　俄国人很喜欢中国饺子，一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一位朋友笑指着自己的大肚皮说，这叫“гол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裸体外交），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此话不假，在热腾腾的环境中赤裸松弛过后，大家更容易坦诚相见。

　　作为一种非正式接触渠道，双方交谈内容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一般性地交换意见和想法外，有时也涉及重要的敏感问题。在准备高访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讨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有时遇到一些微妙问题，也可借助桑拿外交，如俄罗斯总统访华前健康状况不佳，对方在洗桑拿时顺便提到希望在欢迎国宴上不要上茅台，我立即将此信息报告国内。

　　有一次，总统访华正值俄国内大选前夕，我国领导人在谈话中两次提到，希望俄罗斯在总统的领导下，中俄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在洗桑拿时，我询问他们是否明白其中的含意？对方说，无论是外交部，还是总统府，都注意到了这句话的份量，并认为这种支持反映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中俄实行国家元首定期互访机制后，俄方想推动建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度，但又没有把握，就利用桑拿渠道先进行试探。俄方一再强调，两国总理会晤制度与总统互访机制不会有什么冲突，相反，有助于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在我方表示愿意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后，俄外交部正式提出建议，双方很快就此达成了协议。

　　有一次，我方就一位经常拿当局说事的激进党领袖访华的问题向俄方进行了非正式通报。对方表示，既然他这么想去中国看看，恐怕拒绝也不好，而且这对双边关系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此公访华归来后，积极主张加强俄中关系，并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台湾的访问邀请，后来还当上议会副主席。他送给我的一瓶带有其头像的特制伏特加一直珍藏在客厅的礼品柜中。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俄外交部同事在桑拿房为我举行了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活动。有一天，阿法纳西耶夫局长给我打电话，提出3月1日要来使馆洗桑拿。我看了一下日程，刚好这天晚上没什么事，就同意了。

　　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我在使馆大厅里迎候。只见他们一个个都乐呵呵的，并带来了一大包东西。进了桑拿房后，局长宣布今天要举行一个仪式。我问：“什么仪式？”他说：“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要给你庆祝五十大寿呗！”我在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怎么也没想到俄罗斯同事还记着我的生日。局长拿出一个深红色的夹子，先正式宣读生日贺词，然后打开那包“礼物”——洗桑拿专用的白桦树枝条。

非同寻常的比赛

　　我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坐落在市中心附近，与基辅饭店相邻，在马林宫对面。使馆大楼是一幢两层的文物建筑，带有一个不大的院子，原为乌克兰对外友好协会的房产。刚建馆时，有好几个国家的使馆都争着要这块地方。后来，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对中国大使张震说，这幢楼是他亲自拍板批给中国使馆的，为此美国大使还向他提出抗议。他回应说：“你们美国人有钱，可以找一块更大更好的地皮自己建。”

　　1998年，我到乌克兰任职后认识的第一个高官是塔拉修克外长。大使到任的第一件大事是向驻在国总统递交国书，按照礼宾规定先向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然后开始礼节性拜会等外交活动。应乌克兰方面安排，外长接受新任中国大使的国书副本。

　　这位外长是一位政治家，曾长期在西方国家工作，以亲北约著称。初次见面，除转达唐家璇外长对他的问候外，主要谈了对双边关系的看法。我强调，中国是最早承认乌克兰独立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在乌克兰开设使馆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重视对乌关系，感谢并赞赏乌方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对我的一贯支持，主张进一步发展两国各领域的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

　　乌外长欢迎新大使到任，表示外交部和他本人将为大使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和支持，并将尽快安排向总统递交国书事宜。他指出，对华友好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乌将继续信守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使在经贸等方面与台湾进行非官方往来，乌方也将及时向使馆通报情况，征求中方意见。

　　谈话正式部分结束后，双方进行了自由交谈。我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并谈到过去两次访问乌克兰的美好回忆。对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遗憾的是从未去过中国。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也希望能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我对外长的访华愿望表示欢迎，并准备积极予以促成。他听了后很高兴，表示随时愿与大使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

　　过了不久，国内答复同意邀请乌克兰外长访问中国，时间为5天。我当即约见外长，通报了这一好消息。开始时他感到有点意外，一再表示感谢，并详细询问了有关访问的安排。最后他表示，希望能带夫人一起去，本人也很愿意在中国多看看，但5天时间太长了，按规定只能去2天。我说，可先确定抵达北京的日期，具体访问几天，以后再商定。他表示同意。

　　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在使团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我对他说，听说外长一家都喜欢打乒乓球，想请他们来使馆比试一下。他说：“好啊，我是乌克兰外交部的乒乓冠军，愿意接受大使的挑战。”我说：“我仅当过中国外交部欧亚司的冠军，肯定不是对手，但愿领教。”

　　在乌外交部主管局长和礼宾局长的协助安排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外长一家来到了使馆。喝茶时，先商量比赛规则。我说：“今天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如果谁输球了，得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个小条件。”

　　外长问：“什么条件？”

　　我说：“如果外长赢了，到中国访问几天由你决定；如果大使赢了，那得接受中方的安排。”

　　他说：“这里没有什么歧视性条件，完全同意。”

　　外长是全副武装，除运动鞋、运动衣外，还带来了专用乒乓球拍。显然，他是有备而来。练习时，他打球的动作规范，也非常熟练。第一局，外长以21比19赢了。他的夫人和儿子都很兴奋，不断地为其喝彩。第二局，我以21比19扳回，使馆馆员也为我加油。决胜局打得异常激烈，从20比20打到29比29。每次打平后，大家都热烈鼓掌。最后，外长急于求胜，连续攻击两板出界，以29比31告负。这里要交代一下赢球秘诀，因对方吃我的发球，所以关键时刻都能保持领先。

　　第二盘，外长夫人与我夫人对垒。一看外长夫人的打球姿势，就知道年轻时专门训练过。她以较大优势2比0战胜我夫人。紧接着，外长的儿子挥拍上场，与使馆的一位小伙子对阵，算是表演赛，以1比1握手言和。

　　比赛结束后，我和夫人请外长一家品尝了饺子和茅台酒。告别时，外长说：“这次比赛轻敌了，下次再找时间报仇。”我追问了一句：“我们事先的约定是否还有效？”他笑着说：“看来这次访问不得不破例了（指同意访问5天）。” 

　　1998年12月，应唐家璇外长邀请，乌克兰外长访问了北京、上海和西安。这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的首次外长访问，我国内十分重视。双方会谈、会见都很顺利，访问富有成果。

　　访问结束后，我邀请外长夫妇和主管副部长夫妇一起来使馆做客。席间，外长兴致勃勃地谈了访华观感。他说，此次访问成果颇丰，中方接待水平一流，日程安排紧凑，感到无可挑剔。两国外长正式会谈出乎意料的顺利，双方的轻松交谈异乎寻常的愉快，这是他作为外长出访以来第一次有此感觉。尽管双方谈及的问题从双边交往到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谈得也较深，但没有出现任何分歧和矛盾。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亲切友好，谈话融洽，这充分体现了乌中两国友好关系的水平。

　　外长盛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百闻不如一见，不仅亲身体验到中国悠久文明的魅力，更为中国的飞速发展而震惊。原以为访问两天就足够了，可实际上5天也还嫌少。无论北京、上海，还是西安，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美好印象。特别是上海浦东开发区，摩天大楼如雨后蘑菇般鳞次栉比，令人仿佛置身纽约。他的夫人插话说，应该是曼哈顿。

　　外长接着说，浦东地方不大，人口不算多，但创下的产值之高、吸引外资规模之大，乌克兰连想都不敢想。看来，中国办经济特区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外长夫人说，参观访问中遇到的普通中国人都是笑容满面，很有自信。她还特意带来了像册专集，展示访问时的难忘情景，并一再称赞中国奇迹。

　　外长还提到，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对这次访问成果表示满意。对此访唯一流露不悦的是乌克兰总检察长，他当着总统的面告状说，本来他可以单独去中国访问并签署两国引渡条约，结果被外长抢走了（指外长访问时签署了该文件），失掉了一次难得的访华机会。

　　我在乌克兰工作了近三年时间，经常与外长接触、交往，每次谈话都很愉快。外长夫人也有请必到，出席我夫人在使馆举行的友好活动。离任拜会外长时，他还深情地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访问，并提到在使馆举行的那次紧张的乒乓比赛。分手时，他送给我一块刻有其名字的手表留念，并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没有机会再向大使“报仇”了（指比赛）。

初次走进死亡区

　　2000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乌克兰外交部组织驻基辅外交使节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据介绍，这是多年来首次安排这样的活动。一个月前报名登记，同时提醒因参观地属危险区，不让携带夫人和孩子。

　　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巴不得能有机会亲眼去见证一下历史。我是使团中报名最早的，并最先抵达乌克兰外交部门口集中地点。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说，使团中原报名参观的有近40人，最后实到仅为一半。

　　我们乘坐一辆大巴向基辅以北的方向驶去，离切尔诺贝利的直线距离只有90公里。汽车出城后，一路上很少遇到过往车辆。当我们经过一个名叫伊万科夫的城镇后道路开始颠簸，不时可以看到被废弃的住宅、厂房和杂乱的建筑材料，给人一种莫名的凄凉之感。

　　大约过了两小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有武装卫兵把守的检查站。陪同人员介绍，1986年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政府做出决定，以切尔诺贝利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隔离区”，亦即所谓“死亡区”。周围筑起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据说，尽管有禁令，当地的一些农民还是设法偷越铁丝网，采摘“死亡区”内的野果，甚至拾取被污染的废钢铁。

　　进入隔离区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儿并不像原先听说的那样可怕，路旁的草木依然茂盛，并未发现什么畸形的动植物。据说，两年前17匹蒙古野马找到了这块没有人烟的地带，并在这里繁衍后代。隔离区内有400多种动物，包括280种禽类和50种濒临灭绝动物。在远处，居然还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民宅和耕地。经询问，虽然政府严令当地居民外迁并予妥善安置，但一些老人不习惯易地生活，又陆续回迁。目前，隔离区内大约住着200来户土著居民。

　　临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时，又经过了一道岗哨的严格检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这儿多了点人气，可以见到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按照指定路线，我们先去参观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居住生活的普里皮亚季城。

　　这个小城离核电站仅有5公里。基辅的一位作家在书中这样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普里皮亚季城生活、娱乐设施齐全，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然而，它也是世界上“最短命的城市”。如今，普里皮亚季成了一座再也不能复生的“死城”。

　　在进入小城之前，陪同人员就交代，要把所有玻璃窗关严，任何人不得开门下车。车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当汽车缓缓地开进一片杳无人烟的街区时，我们都被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惊呆了：街道两旁的商店、旅馆空空荡荡，职工宿舍楼破烂不堪，幼儿园、文化宫一片狼藉，废品、垃圾堆积如山，被遗弃的公共汽车还敞着车门停在路边……废墟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阵寒风刮起，从阴森森的断壁残垣内传出“嘎吱嘎吱”的碰撞声，令人毛骨悚然。

　　一改过去使团旅行时的欢声笑语，大家谁也没吱声儿，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闪过的一个个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恐怖镜头。待汽车驶离这片生命禁区，陪同人员才继续进行介绍，这里很少有人前来参观。城里的核辐射量比以前要少多了，据专家测试，从几百微伦琴到几十伦琴不等。这种辐射量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当然，停留时间不能长，也不能碰摸这里的任何东西。

　　没过多久，我们来到了由一座办公楼和四个核电机组联为一体的乳白色建筑群前。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主楼前屹立着一座列宁雕像，楼门上方依然保留着苏联国徽，一块铜制门匾上刻有“苏联原子能部切尔诺贝利列宁核电站”的字样。这里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4年前的情景。

　　1986年4月26日1时23分44秒，就是眼前这电站综合体另一端的4号机组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国际上最先报告核泄漏事故的是瑞典核电站的监控人员。苏联官方于28日21时才公开发布了有关消息，事故三天后附近的居民才被匆忙撤离，5月1日还照常在基辅市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行。反应堆内的8吨多放射性物质外泄，给核电站附近的员工和居民，给国家经济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的灾难，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

　　据统计，欧洲地区遭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污染的区域达20万平方公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遭污染土地约14.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为600多万，核辐射直接导致数万人罹患癌症死亡，受灾最重的要数白俄罗斯。由于当时刮北风，并下了一场暴雨（据说是人工降雨），大量含有核放射物质的尘埃飘落在位于切尔诺贝利北部的白俄罗斯境内。

　　核电站的总经理和工作人员在门口迎接我们。基辅市市长特地赶来会见使节参观团。市长对我们来切尔诺贝利表示欢迎后指出，最近某些媒体散布谣言，称电站3号机组又出现了核泄漏。因此，使节们是冒着“风险”来参观的。同时谈到，他希望西方国家尽快兑现提供财政援助的承诺，以便乌克兰政府能如期安全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总经理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核电站的情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有职工5000多人，居住在距切尔诺贝利50公里的新城——斯拉乌季奇市。电站始建于1970年，共有4座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石墨型核反应堆（现国际上普遍采用压水堆核电技术），是苏联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1号、2号、3号、4号机组分别于1977年、1978年、1983年、1984年并网发电。没想到，最新的4号机组1986年会出事故，爆炸引发的大火浓烟整整持续了10天。

　　当时十万火急，飞机从高空向燃烧中的核反应堆抛投水泥和钢筋，以便构筑一个厚厚的保护层，形成封盖反应堆的“石棺”。这个情急之中造就的“杰作”，安全性能存在问题。迄今，专家们对“石棺”内残留的核燃料状况知之甚少，估计可能还有100吨左右。在雨水的长期渗透侵蚀下，“石棺”已出现裂缝，其顶板有坍塌的危险。而且，核燃料也会产生某种自然反应。因此，彻底改造“石棺”成了最紧迫的难题。

　　1997年，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要求乌克兰政府完全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并承诺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建造一个重达1.8万吨的巨大钢棚，用以屏蔽整个“石棺”，保护核电站周围免受放射性物质的危害。但改造“石棺”所需的大量资金远未到位，核电站能否如期关闭也成了问题。

　　听了电站负责人的介绍，使节们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大家未提任何问题，都默默地跟在主人后面，参观了展厅中的核电站模型和3号机组控制室。自4号机组发生事故后，与3号机组相邻并联接在一起的通道已被封堵。我们顺着一条长廊返回主楼的门口，坐上汽车前往参观4号机组。不一会儿，一座造型奇特的巨大灰色建筑体呈现在我们眼前。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戒备森严，一看便能猜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石棺”。

　　“石棺”高75米，宽110米，长160米，里面掩埋的就是4号机组核反应堆。为扑灭反应堆爆炸而引起的熊熊烈火，政府动用了军队和直升飞机。抢险人员当时毫不知情，身上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经过200多个昼夜奋战，投入5000多吨钢材，浇注了36万吨混凝土，才构筑起这座令世人惊愕的“石棺”。

　　紧挨着围墙处有一个专门为进出禁区而建的二层小楼，楼上设有观察“石棺”的瞭望台。据介绍，来这里参观的代表团一般都是到瞭望台上看一眼“石棺”或拍一张照片即匆匆离去。因为“石棺”周围有核辐射，通常不安排到实地参观。

　　当然，考虑到逗留时间很短，并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一般不会危及人体健康。在陪同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更衣室换上洁白的衬衣、衬裤、线袜和工作服，穿上黑色棉外套和高筒套鞋，并戴上防毒口罩、白帽、手套和头盔。最后，还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放射性剂量测试笔。电站工作人员一再提醒说，进入4号机组控制室时，要一个紧跟着一个，不许停留，不许接触任何物体。

　　一踏进潮湿昏暗的控制室，我仿佛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与刚才参观3号机组时看到的宽敞明亮的控制室大厅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密仪表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控制台上密密麻麻的仪表都已拆得个七零八落，残存的设备也尽是锈迹斑斑，油漆剥落的墙壁上还隐约可见抢险人员签名留念的字迹……可能是担心掉了队，谁也没顾得上细看，只觉得一股股阴冷的潮气迎面袭来，只听见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耳边响起。我们在里面总共也没呆上几分钟，但似觉过了好长时间。

　　参观结束时，电站人员认真查看了我们身上携带的测试笔，并告知一切正常，所受的辐射量只相当于在医院进行一次X光透视检查。大家脸上的紧张神情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但围绕那场核灾难的重重迷雾阴霾却还一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在“石棺”前合影留念后，我特意向核电站的管理人员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1986年的那场核事故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方称，当时苏联官方宣布，这是由于电站工作人员违规操作而引起的。事发后，苏共中央下令将有关的档案、文件、照片等全部资料调往莫斯科秘密封存，至今仍未解密。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放射性污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除？一位回答说，至少100年。另一位则表示，从自然规律看，核辐射会逐年衰减，但实际上这儿（他指了一下“石棺”）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结交三教九流

　　作为新任大使，礼节性拜会驻在国官员本是常事，可在某国却行不通。万万没有想到，该国政客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浓重，同他们打交道如此艰难！某些官员约了两三次，总是借故推诿，有的干脆说不愿会见“中共大使”，简直无礼至极。在近3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第一次尝到了“小国欺负大国”的滋味。为了消除积怨、误会，不与其一般见识，还是硬着头皮登门造访。

　　有一位议会右翼党团领袖，约了四次才得以相见。为什么非要见他呢？因为他是议会所谓西藏问题提案发起人。

　　他会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仇恨俄语”。我说：“语言只是工具，既然不喜欢，我带了翻译。”

　　第二句话：“您是中共大使，所以我不想见。”我说：“世界上所有驻外大使都只代表国家而非政党，包括贵国。”

　　第三句话：“我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意见。”我说：“有分歧不要紧，可以交流沟通，何况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

　　他勉强认同之后，双方才开始正常对话。

　　临别时，我表示：“看来，您确实不太喜欢中国，但不知对中餐有何评价？”

　　他答：“很喜欢，每次出差总要去找中餐馆品尝。”

　　我说：“那好，下次我请副议长先生到使馆品尝正宗的中餐，不知敢不敢？”

　　他接过来说：“那有什么不敢的！” 

　　一个月后，他应邀来官邸做客，三杯茅台下肚，一改先前的傲慢态度，也只谈友谊，还兴致勃勃地表示要组织议员球队与使馆进行比赛，而且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为了便于深交朋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不得不学习当地语言。其实该国许多人都懂俄语，但不愿讲。为了避嫌，开始接触时我先来几句当地语言，尽管十分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待熟悉了，对方也就不介意用俄语了。曾应邀率团访问西藏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说，他已十多年不讲俄语了，只是同中国大使交谈例外。

　　除了交政界朋友外，还必须同舆论界的头面人物打交道。当然，同右派媒体交往不易，深交更难。这些人仇共、反共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剧变10多年后还在不断翻老账，甚至把我国牵扯进去。

　　在中联部代表团访问前夕，一家极右报纸攻击该国发出邀请的左翼党时，竟将其与中共有联系也列为一条大逆不道的“罪状”。气得我真想大骂一通，怎么办？进行交涉反而可能被炒作起来。事过之后，我提出礼节性拜会该报主编。对方心怀鬼胎，一再询问要谈什么问题。

　　见面时严阵以待，把写反华文章的两名记者也都叫来了，开门见山就声称他坐过共产党的监狱，痛恨共产主义，誓同“后共产党人”斗争到底……我打断说：“今天是友好拜会，只讲双边关系，不谈其他问题。”我从两国人民类似的历史遭遇谈起，强调50年代两国友好，冷战时期相互同情支持，直到剧变后我完全尊重贵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不干涉内政，并介绍不久前外长访问的新情况，最后还邀请他方便时品味一下中国佳肴。

　　第二次见面时，这位反共老手喝着北京二锅头（茅台名气大，其实当地人更喜欢不带酱香味的老白干），也改变了谈话题目，一再询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变化情况，气氛相当融洽。此后，尚未看到该报再撰写专题反华文章。写了也不怕，再继续做工作，以理服人就是了。

　　一般来说，只要见过面，工作做到了，多少总会起点作用，尤其是访问过中国的，效果更为明显。该国外长年近八旬，曾三次坐过班房。他同我谈话时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无党派人士，坐过法西斯的监狱，也蹲过共产党的牢房，早已看破红尘。为了做工作，唐家璇部长在谈话中称他为“老前辈”，并邀请其夫人和孩子一起访华，使他颇受感动。

　　在一次新年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兴大讲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并得意地反问在座的记者：“世界上有哪位外长受到过中国外长邀请，全家访问的殊荣？！”在访华时，他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明确承诺不会再在每年一次的联合国人权会上联署美国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我通过武术界朋友结识了一位连续参加五届奥运会的著名田径运动员，她是国际奥委会成员。本来我提出准备前往拜会，她却表示应该亲自来使馆拜会中国大使，我当即表示欢迎。

　　会见那天，我提前在使馆门前迎候。我1米8的个儿，还得仰着头与她说话。虽然是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她说，1989年秋天曾访问过中国，应邀到北京、上海、杭州为中国各省田径教练班讲课。参观的时间不多，但中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收到所有申办城市的报告并仔细研究后，觉得北京市这次的申办工作比上次有了很大进步。虽然现在不能说出将票投给哪一个城市，但个人认为北京获胜的希望很大。

　　我对其长期以来关心中国体育事业及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近几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北京市申办奥运的精心准备情况。我说自己是浙江人，请她品尝西湖龙井头茬新茶。中国绿茶特有的淡雅清香再次勾起了这位体坛巨星对西子湖畔的美好回忆。我顺势欢迎她有机会再次访华，她欣然表示肯定有机会再去中国。

　　在赴莫斯科开会投票前，她特地托人转告我：“将按自己的意愿投神圣的一票。”当国际奥委会会议庄严地宣布投票结果后，某记者责问她是否投票支持了中国？这位久经沙场的体坛宿将回答得非常“外交”，称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投了神圣的一票。根据有关规则，这是秘密投票，所以不能透露具体情况。

　　回国后，她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投票不是政治决定，国际奥委会委员不应屈服于任何政治组织或政府的压力。此次投票结果，既是国际奥委会的多数意见，也是她本人独立自主的选择，而且深信2008年奥运会将是一届美好的盛会。2003年离任告别时，我们约定届时在北京再见。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业已退休的我重新西装革履并戴上该国总统授予的高级十字功勋勋章，前往大使馆相约致谢。有幸重聚在北京，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见到我也很激动，颇为感慨地说：“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鸿门宴上叙友谊

　　2003年，我转任哈萨克斯坦工作，主要任务是推动建设中哈原油管道。为了保障中哈原油管道建成后的输油量，中石油决定收购加拿大控股的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就在双方准备签订协议的节骨眼上，一位议员对媒体发表谈话，公开反对向中石油出售PK公司，呼吁议会保护民族利益，阻止政府的“卖国计划”。这一消息是我在前往阿斯塔纳的火车上买的一张小报上偶然看到的。

　　此人是一个反对派领袖，我到任时拜会过他。因担心媒体炒作而收购生变，我心里十分着急。经反复考虑，以个人朋友的名义直接给这位议员打电话，说自己快要离任了，想请老朋友到一家中餐厅聚聚。他问，要谈什么问题吗？我说，只是随便聊聊。他接受了邀请，并带了一名助手。

　　“鸿门宴”上，我们双方都只谈友谊。我说：“两年前我去贵党总部拜会过，一年前应邀参加过贵党的代表大会，你也经常出席使馆的活动，可以说，我们之间并非一般的交情。目前中哈关系很好，尤其在两国领导人成功互访后，两国各方面的务实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主席先生一向主张对华友好，希望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他对我重视该党并请他做客表示感谢，特别提到当时他向使团所有驻哈大使都发出了邀请，但唯有中国大使出席了他们的党代会，令其十分感动。

　　最后告别时，我拉他到一边，说了几句悄悄话，通报有关收购PK公司的实情，并强调这是双方互利共赢的交易。他解释说，原先不了解情况，现在不会再反对了，请我放心。

　　与此同时，我先后约见哈外长、总理及有影响的议员，进行内部沟通说明，争取支持。但此事最终仍需由哈总统拍板，刚好可利用辞行拜会之机争取敲定。

　　会见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讲了一番临别好话后，便站起来向我授予“共和国荣誉证书”，希望我今后继续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朋友。握完手，他就准备离开，我赶紧说：“总统阁下，我还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他又重新坐下。

　　我说：“就在一个月前，我亲自沿着中哈原油管线进行了实地考察，两年前阁下交代的修建管道的任务按期完成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油源，中方准备收购PK公司，恳请总统给予支持，以让我这任大使的使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讲到“圆满句号”时，我还有意加重了语气。

　　总统听后笑了笑说：“没有问题。”因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我表示感谢后又确认了一遍：“那我就这样报告北京，说哈政府已经同意。”他说：“可以。”我如释重负，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无巧不成书。当我离开总统府时，在门口碰见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党派领袖；当我从阿斯塔纳返回阿拉木图时，在机场贵宾室又遇到了他。我主动通报了总统支持中方收购PK公司的好消息，他也向我谈了总统府开会的情况。他说，刚才会上谈到了哈中能源合作问题，并点名说有人反对中石油收购。当时他站起来辩解说，确实有这么回事，但后来听了中国大使的说明后，没有再反对。他还问我：“要不要发表一个澄清的声明？” 我说：“不用了，感谢您的好意。”为什么？那时就怕再节外生枝。

　　2005年12月，我国历史上第一条直通境外的陆地原油管道在不到一年时间内顺利建成，并于2006年开始进行商业性输油。

世博会礼仪大使

　　自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后，当得知要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礼仪大使时，我感到无比荣幸与兴奋。因为，早在8年前，我与上海市申办世博会就已结下不解之缘。

　　2002年春，上海市提出申办2010年世博会。凑巧的是，波兰也是2010年世博会的申办国之一。在互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确保对我申博的支持，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遵照国内指示精神，使馆经过认真研究，向波方提出在被淘汰情况下相互交换支持的建议，并约见波经济部主管副部长交换意见。

　　我首先介绍了中波关系近况，指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包括经济合作领域。在此大背景下，双方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中更应相互支持，进行友好的平等竞争。这对双方都有利，并可成为两国长期合作的基础。

　　对方表示，他赞同大使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波经济部长即将访问中国，将在北京举办大型经济展览会并愿访问上海。关于交换支持事，某些国家也提出相似要求。除了经济因素外，当然也要考虑政治因素。他本人对上海有好感，如波自己不能成功，也希望最终能支持上海。但此事还要听取外交部的意见。不过，大使此次专门来访也很重要，他会立即向领导报告。

　　我对波经济部的积极态度表示感谢，指出中方对经济部长访华和在北京办展非常重视，也欢迎部长访问上海。中波两国人民有传统友谊，包括在最困难的时期都能相互同情、相互帮助。这次申办世博也完全有理由相互支持，这也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

　　当天下午，我到波外交部会见主管司长，通报了与经济部官员会见的情况。此后，又分别拜会了主管对外关系的国务秘书和分管经济的副总理，介绍了上海市申办世博的情况。他们对友好竞争、相互支持的建议都颇感兴趣。

　　副总理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曾访问过中国并在研讨会上作过学术演讲。他还将一份演讲中文译稿和《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专著俄文译本送给我。该书主要阐述对全球化与冷战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转轨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认为改革与发展必须相辅相成，强调中国发生的变革对中东欧国家转轨和全球化进程意义十分深远。经我们使馆推介，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书。

　　为了给弗罗茨瓦夫市申办世博造势，波方邀请驻波使节参观访问弗罗茨瓦夫市，宣传该市的古老文化和现代成就。在出发前，波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专门给我打招呼说，鉴于中国上海是弗罗茨瓦夫市申博的竞争对手，当地记者可能会提出要采访中国大使，让我有所准备。

　　果然，在抵达弗罗茨瓦夫市参观的第二天，数名电视记者找我采访，问及对弗罗茨瓦夫市的印象以及与上海相比，哪个城市更有希望在申博中取胜。我称赞了弗罗茨瓦夫的古老文明、近几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希望该市能与中国城市加强交流合作。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说，作为驻波兰大使，我希望弗罗茨瓦夫市获胜；作为中国大使，我希望上海市获胜。我相信，有着传统友谊的中波两国人民会在这次平等竞争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当天晚上，地方电视新闻中播出了这次采访，次日的报刊也都予以客观报道。

　　2002年12月，在摩纳哥举行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秘密投票。波兰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率团前往蒙特卡罗，主动拜会了中方代表团并表示，波方将按照业已达成的协议进行投票。经过几轮紧张激烈的角逐，上海市终于脱颖而出，而弗罗茨瓦夫市在第一轮投票后即被淘汰。这一结果出乎波兰的意料，某些媒体除抨击政府对申博支持不力外，还对获胜者说三道四。引人注目的是，波兰总统也就上海申博成功发表谈话。他说，选择上海举办世博会，这正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行开放政策的一种奖赏，也预示着21世纪文明中心正向亚洲转移。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口号是“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我的心仍怀有深厚的世博情结，也像其他许多年轻志愿者一样，愿以自己的优质服务为上海世博会成功而奉献一分力量。

　　参加接待出席世博会外国领导人工作的共有30名大使，除10人为现职大使外，其余均为退下来的老大使。我们分成10个小组，每次轮流去上海服务三周。我们的对外身份是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副总代表。无论是代表政府主持国家馆日正式活动，还是陪同参加国贵宾接待全过程，有时从早到晚“连轴转”10来个小时，去机场迎送也常是深更半夜，我们都能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具体服务工作，努力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来体现我国的公共外交。

　　国家馆日活动是世博会重头戏，各方都很重视。在一些细节安排、敏感问题处理上，我们老大使注意发挥熟悉对象国国情和人脉的独特优势，积极利用世博外交平台进行交流沟通，巩固与各国的传统友谊和互利合作，努力使之成为世界之窗、友谊之窗、合作之窗。

　　上海世博会历时6个月，与会的国家、地区和组织达246个，参观人数超过7300万。这次参展国之多，级别之高，来访代表团之密集，以及观展人数之众和热情之高涨，在世博历史上是空前的，也给世博会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充分展示世界各国文明智慧和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世博外交有力地提升了我国软实力。各国代表团包括领导人和随行人员，参观后都感到“震撼”，普遍盛赞“精彩完美”，都认同这有助于增加相互理解，有利于扩大交流合作。爱尔兰总统专程前来参加馆日活动后表示：“要了解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就要到上海来，到中国来看看！”

沉甸甸的国礼

　　2019年9月，刚履新哈萨克斯坦总统三个月的中国人民老朋友托卡耶夫应邀访华。在他的紧张日程中，专门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处亲切会见昔日的中国老朋友。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前七任大使都应邀出席了这次历史性活动。

　　在致词中，托卡耶夫深情地追忆了数十年来与中方朋友的密切交往和友好合作，并盛情邀请老朋友们一起再度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商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他还用中文说了句：“你们办事，我放心。”告别时，托卡耶夫向每位老大使赠送了一份“重礼”。

　　哈萨克斯坦总统送的这份礼物确实很沉，非同寻常。这也是我40多年外交生涯中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国礼”：一大盒印有哈萨克斯坦鲜艳国旗的巧克力，内装16块大巧克力和40块小巧克力；一大瓶精装哈萨克斯坦国产10年陈酿X.O. 白兰地；还有一本托卡耶夫回忆录（中哈文对照），并附上总统名片。总重量为整整5公斤。我们这些大使都七老八十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拎到十八号楼门外。

　　回家后，我思量了半天，总统为何赠送这样温馨而贵重的礼物？

　　这次应邀参加会见的，都是从苏联时期就开始同托卡耶夫打交道的老朋友，而且双方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托卡耶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语言学院，1974年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20世纪70年代末，托卡耶夫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时，他的上司贾丕才就曾预言：“这个年轻的哈萨克人很有前途。” 1983年，托卡耶夫作为苏联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任课老师刘士勤赞他“勤奋，刻苦，好学，才华出众，能力超群”。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托卡耶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翻译参加高访接待，戈氏误把他当成中方翻译，夸其是“俄语讲得最好的中国人”。

　　苏联解体后，托卡耶夫回哈萨克斯坦工作，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外长、国务秘书、总理、议会上院议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

　　2003年，我赴哈萨克斯坦工作。我与托卡耶夫外长见面时热烈拥抱，他的第一句话：“我们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后来，我真还多次找他帮助解决一些棘手难题。

　　有一次，夜里我给他打电话，要求紧急会见。他说：“正因病住院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说：“有件十万火急的事，不行就去医院。”他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明天上午10点到我办公室来。”会见后，他亲自出面干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还有一次，我约见外长，寻求对联合国投票的支持，他说昨天刚与某国大使见面，已答应对方了。我说：“那不行，中哈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您提到的那个国家。”他问：“那怎么办？”我说：“也不能为难您，届时投票贵国代表就去喝咖啡好了。”他听后哈哈大笑，并称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不参加对方提案的表决，实际上也等于对我方的支持）。

　　2008年，中国中亚友好协会代表团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而当时该国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时任议长的托卡耶夫亲自出面帮忙促成两国友协建立联系并在议会接见代表团。除了表示积极支持加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外，他还说：“以后你们老大使来，我都要见。”

　　2019年6月托卡耶夫当选总统后，我接受哈方媒体采访时说：“新总统，新使命。我坚信，我们的老朋友托卡耶夫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堪当大任。衷心祝愿他行稳致远，在继承中创新，书写新的历史辉煌！”

　　这次难忘的会见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于是就将会见合影和总统的礼物晒到网上，让其他朋友们也一起分享。结果不出所料，反响热烈，好评如潮：

　　“哇塞，不忘老朋友”；

　　“老托是有情有义的真朋友”；

　　“会见真温馨，礼物太珍贵”；

　　“沉甸甸的礼物，沉甸甸的友谊”；

　　“这是情深意重的国礼啊，令人羡慕，值得珍藏”；

　　“巧克力不出门，但标上国旗送友人，意义非凡呵” 

　　……

　　有的老同学还留言：“看了眼馋，让我们也分享一块哈国的巧克力吧！”

　　都说“礼轻情谊重”，而托卡耶夫总统送给中国老朋友的礼物既重，情谊更深。他就是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老朋友！

传承世代睦邻友好

　　2006年秋，我刚从外交一线退下来，时任俄罗斯总统特使的莫伊谢耶夫大使来北京出差，专门打电话约请当年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到雅宝路俄罗斯餐厅聚会。

　　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老大使们相互热烈拥抱，都非常激动。大家按当年惯例，轮流祝酒致词，边吃边聊，十分愉快。结束时，莫伊谢耶夫站起来，郑重倡议成立“老朋友俱乐部”，以后定期见面叙旧，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从此，我们轮流坐庄，实行AA制，每年都要聚会几次，有时还到我们家里做客。这也是难得的人间真情！

　　2013年6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安·杰尼索夫（钱益寿）刚到北京，就表示希望会见老朋友。我们俩已有30年交情，他精通中英文，为人谦和真诚，在外交同行中口碑很好。2009年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团访俄时，他作为第一副外长曾会见我们。

　　在谈话中，杰尼索夫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工作时与中国外交部同事之间的友谊。他指出，尽管当时苏中关系非常复杂，但两国外交官总是友好相处，共克时艰。他还当场用中文书写了“錢益壽”三个繁体字，转向我说：“这是今天在座的周晓沛同志那时给我起的中文名字。”

　　我如约前往使馆，介绍了老朋友俱乐部的情况，邀请他参加老朋友聚会，并授予老朋友俱乐部纪念章。

　　同年8月，老朋友俱乐部在和谐雅园为杰尼索夫大使举行欢迎宴会，正式颁发由所有会员签名的《荣誉会员证书》。大使用流利的汉语表示，今天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感到非常激动，对成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感到非常自豪。大使参观了和谐雅园小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到我家做客。当时在京出差的维·沃罗比约夫大使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并申请加入老朋友俱乐部。

　　大使盛情邀请我们到使馆大院内（面积16公顷）一座清代建筑红房子搞活动，品尝俄罗斯风味烤肉和正宗伏特加。原国务委员戴秉国、老部长田曾佩和张国宝主任先后被聘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杰尼索夫代表俱乐部颁发证书。

　　2016年老朋友俱乐部创建十周年之际，在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其宗旨是：传承世代友好理念，促进民间交流合作。

　　双方各有十多位成员，都是数十年来相互信任、风雨同舟的老朋友。我们不仅每年定期聚会畅谈友谊，而且继续以各种方式，包括讲座研讨、建言献策、时评发声、著书立说，并尝试利用新媒体平台满腔热忱地为新时代中俄关系传递正能量。

　　针对西方媒体刻意“妖魔化”俄罗斯，我们结合40多年外交生涯中的亲历亲闻，撰写《怎样看独特的俄罗斯》系列文章并转发公众号、微信朋友圈，受到好评点赞。

　　我们还在每年末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大会上，汇报当年中俄老朋友理事会的工作情况及下一年度的工作规划。

　　自2014年以来，我们创纪录地三次修订再版《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中俄文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和谢·拉夫罗夫外长为文集作序，指出：中俄关系迎来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离不开两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作者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中俄两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从本书中深切体会到中俄世代友好的珍贵，肩负起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戴秉国同志特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题词——“薪火相传，世代友好”，这八个字正是中俄双方老朋友矢志不渝的共同初衷和使命。

　　2022年，我们协同央视总台俄语部拍摄制作中俄老朋友世代友好的故事《友谊与智慧》纪录片。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我们克服困难，安排采访了中俄老朋友理事会顾问田曾佩部长、俄中老朋友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大使及莫斯科老朋友等双方十多位资深外交官。他们结合“凉热两重天”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数十年来中苏、中俄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及双方交往中相互理解、相互补台的难忘故事，还披露了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花絮，期待对我们双方尤其年轻一代多少会有所裨益！

　　2023年12月1日，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特意佩戴着老朋友俱乐部纪念章，在使馆主楼电影厅首次主持召开老朋友俱乐部会议。大使馆礼宾处还精心制作了带有“莫大使”印章的邀请函。莫大使与老朋友亲切握手、拥抱并热情致词，表示很高兴在大使馆举办这一非同寻常的活动，其理由之一是有这么多位特命全权大使光临今天这次盛会，共叙友谊；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电影渠道”就诞生在这个电影厅里，而且我们当中不少都是亲历者，内涵深远。

　　专程从莫斯科来京赴会的俄中老朋友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参议员、原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等先后发言，深情地追忆了近半个世纪来双方老朋友密切交往合作的亲身经历和不忘初心使命的生动故事。

　　然后，双方一起观赏《友谊与智慧》纪录片。正如莫大使指出，这是一部有意义的好影片，两国青年应弘扬世代友好的优良传统。看完电影后，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其中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难免勾起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和思念。

　　接着，莫大使盛情邀请嘉宾来到白厅，品尝俄罗斯的美味佳肴。老朋友们都蛮开心，边碰杯边热聊，还纷纷在大厅的新年枞树前合影留念。应邀参加这次聚会的共30多人，多为七老八十的资深外交官，最年长者为93岁高龄的张震大使。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部分使馆青年和高校、研究所的学者代表。

　　活动结束的第二天，塔斯社驻京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题为“在北京俄罗斯使馆放映了非正式外交的影片”。我们也连夜制作《老朋友俱乐部会议圆满成功》的视频，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普遍受到点赞、好评：

　　“友谊之花绽放，祝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看了两遍，真的很棒！”

　　“中俄老外交官间的友谊令人感动！”

　　“聚会非常生动和友好，两国外交官把自己几十年的聪明智慧奉献给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可敬可佩！这是中俄关系史上十分良好和稳定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老朋友，不仅是老朋友，而是双边关系一系列重大进展的设计者、实践者、见证者，向老领导、老前辈致敬！”

　　“你们这些老前辈为中俄关系做出了特殊贡献，历史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

　　“大使和前辈们的友好情谊令我深受感动，一些熟悉的场景倍感亲切，这些都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太好了，回头给学生们放映。”

　　……

　　2024年7月，俄罗斯老朋友代表团应邀访华，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第二届全会，并访问了哈尔滨、抚远。久别重逢的双方老朋友欢聚一堂，畅谈交流传承世代友好的心得体会，尤其携手共登曾亲历边界谈判争议的黑瞎子岛，分享如今“一岛两国”的和谐共荣景象，无不感慨万分啊！

　　俄方代表团团长阿法纳西耶夫大使在《中国是我的外交生涯主要方向》一文中指出，当初做出平分黑瞎子岛的决定受到远东地区领导人及某些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对，甚至声称要将外交部负责边界谈判的老大使“送上法庭”。

　　他在文中写道：“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普京总统做出了指示，双方仍无法在这一岛屿归属问题上找到折中方案。以前的苏联及俄罗斯领导人还从未有人勇于做出这样的决断。” 

　　2004年10月，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幕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京总统访华的正式欢迎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仪仗队和军乐团已经就位，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俄中双方的代表团成员正在等候领导人的到来。时任总统外事助理普里霍季科手里拿着一份关于签署俄中国界协定的总统批示，紧急找到俄罗斯某一边境地区的领导。普里霍季科对后者说：“所有人都在上面画圈了，就差你的了。”

　　可这位领导就是不想画上这个圈，逼得普里霍季科说出了下面的话：“如果你现在不画这个圈，我就向总统报告，是你搞砸了这次最重要的访问。”被逼得实在没办法，这位领导只好称自己没有钢笔（所以画不了这个圈）。最后，还是我身上的一支钢笔派了大用场，在这个文件上完成最后一项会签。

　　记得十多年前在宁波《天一讲堂》作有关中俄关系的讲座时，有一青年问我：“在中俄边界谈判中，我们是否吃亏了？”作为谈判亲历者，我如实介绍边界谈判的来龙去脉后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争议悬案终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方没亏，俄方也没亏。这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双方谈判人员在互谅互让、利益均衡基础上达成互利共赢的最好结果。讲座结束时，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听了刚才讲的边界谈判实情，一直困扰我的心结总算解开啦！”

全文转载自“走近外交”微信公众号